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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域的鬼事与人心

(2010-05-28 20:48:07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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杂谈

    西域一直是文学想象的飞地。从古时的边塞诗,到晚近的寻根小说、屯垦文学,对于西域的书写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家族,这为当代的写作者提供了对话的传统和谱系。可遗憾的是,我们看到许多写作者在这样的传统和谱系中踟蹰不前,一提到西部,仍然是大漠长河、羌管胡笳。这里面固然有西域的气韵和精神,但如果一味反复地书写和滥用这些意象,无疑是对西域的缩减和“污名”。所以,我始终认为,一个真正的写作者,能在风景之外进入西域。因为文学毕竟不是地理杂志,它应该在风物之外更有高格。也就是说,文学应该不仅能为空间状貌,更能为地域写心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,我认为王伟林的写作别具价值。他出生在塔里木河畔,从小就生长在红柳胡杨之中,要写西域的地理志和博物志,没有谁比他更有条件,但从有限的阅读中,我感到王伟林的写作更钟情于世道人心的变化。这可能和他的遭际有关。2005年,他被迫下岗,不得不为生计外出漂泊。这种“切夫之痛”为他的写作所捕捉。因此,他的作品绝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想象,更有生活本身分泌出的情绪和记忆。他的《阿秀的末班次》,写下岗女工的最后一班,在温煦的笔调中渗出一种哀怜,非常感人。还有一篇《院落的影子》写空间的重构和记忆的破碎,也颇令人嘘唏。总之,我们能够感觉到,王伟林将西域在市场化、资本化过程中的人心变动写了出来,从而使西域获得了一种时间感,一种当代性,这在以往关于西域的作品中还不多见。现在要谈的《兵团人物乐大圈》,也是如此,它试图写出在生活否极泰来的变化中,人心是如何变得越来越不足,越来越迷乱的。

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,我们可以将其解读为两个文本的嵌套。第一个文本是乐大圈由胆大而胆小的故事。这一层文本占去小说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,实际上扮演得却是一个功能性的角色,为第二层文本的出现做足了铺垫,因为第二层才是小说的重心。乐大圈从胆大包天变得胆小如鼠,秘密全在后面的文本中。值得注意的是,王伟林在这里所采用的修辞方式。他对乐大圈之“大胆”的叙述完全建立在对尸体恐惧的超越上。无论是在太平间过夜,还是掘人坟墓,都是写乐大圈对尸体的不畏惧。可以说,这时的乐大圈是缺少敬畏心的,只要有现实利益,就敢把“太平间”坐穿!但这种胆识,终于在与第二个文本遭遇时瓦解了,因为第二个文本提供的不仅仅是尸体,更有幽幽的鬼魅,死亡也就因此变得生动起来,任乐大圈胆比天大,也不得不溃逃如鼠。这其实正应了那句话,“心生,种种魔生”,王伟林调动鬼神,无非是要写出心魔的迷乱。那么第二个文本到底讲述了什么呢?从主题上看,是一个“情变”故事。丁默日子越过越好,欲望也跟着水涨船高,虽未让糟糠之妻下堂,在外面却另觅新欢。我们都知道,这类故事极少能得善果,王伟林更是无法容忍如此膨胀的人心。于是,召唤出鬼魅,直索负心者性命。读到这里,我们忽然明白,王伟林“三言二拍”,原来是要讲一段警世恒言。无论日子怎么好,钱挣得怎么多,人心都不能乱,否则留下业报,这一世你都逃不了。

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和我一样,在此处联想到晚清小说《孽海花》。金雯青遇上烟台妓女梁新燕,两人情投意合,梁新燕还资助他进京赶考,哪知他中状元后竟抛弃了这个故人,逼得梁上吊自杀。十几年后,金雯青遇到一个歌女,和那位故人模样神态都很相当,尤其是粉颈上的一道红丝,俨然是自缢留下的痕迹,于是纳了她做外房。结果,正是这个女子(赛金花)搞得金雯青名誉扫地,一命呜呼。看得出来,《孽海花》是一个负情郎遭报应的结构,如今王伟林重新演述的,毋宁说就是当代的孽海故事。不同的是,王伟林比曾朴来得更为利落,他直接调出鬼魂,再不用寻转世的替身。可能有人会问,你谈《兵团人物乐大圈》,何故在《孽海花》上啰里啰唆,这其实正隐含着我对这篇小说的一点儿不满。我能感觉到,王伟林是要用“鬼事”为人心立下一道戒律,可是,如果这种报应故事真能奏效,从《孽海花》的时代到如今,岂不家家都是举案齐眉了?王伟林面对今天暴涨的人欲,或许有些着急,他想毕其功于一役,警告那些背德者,作奸犯科终有报应,但这未免太虚妄了。胡适当年就批评《孽海花》是迷信无稽之谈,曾朴虽然有反驳,却还是对作品进行了改写。我不是因此要王伟林效法前人,也不是说“鬼事”不可写,实际上,当代不少小说家都颇善此道。比如贾平凹、莫言,不把人物写得“出生入死”仿佛就不足以展示出他们的“鬼才”,但识者可见,这两位作家,虽写“鬼事”,用意却更在“鬼事”之外。他们往往能从灵异叙事中汲取一种文体力量。获得诺贝尔奖的帕慕克也是如此,他的《我的名字叫做红》一开始,就是“如今我已是一个死人”。这种由“鬼事”带来的对于小说叙述本身的影响,是值得王伟林考虑的。

最后,我们还是要说回人心,既然“鬼事”无法收束它,小说家该如何面对它呢?在我看来,小说家不是宗教领袖,未必要求人心之最后解决,如能记录下人心的轨迹,痛其痛,痒其痒,写出它的深广和复杂来,就算是有“立言”之功了。所以,作为一个读者,我特别希望王伟林能够沿着《阿秀的末班次》、《院落的影子》这样的作品写下去,因为它们写出了西部的肌理,写出了人的情感和记忆。它们让人知道,西域在“风景”之外,更有人心。

《青春》2010年第5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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